去年有一份關于全國營商環境指數的研究報告，從報告來看，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營商環境水平最高，蘇州工業園區市場容量指數位居第一。
市場容量也就是市場規模，是經濟發展的客觀原動力，有市場容量就可以自然拉動企業投資和經濟發展。可以看出，蘇州工業園區的經濟發展潛力還是非常大的。
蘇州工業園為何如此成功？這還要先從新加坡裕廊工業園說起。以下這幾點都是值得我們借鑒學習的。
極致的園區規劃和管理能力
新加坡商業模式能夠不斷復制，關鍵在于「裕廊集團」擁有很強的園區規劃和管理能力，可以吸引全球著名企業入駐，從而為當地帶來就業和稅收。
作為新加坡工業地產模式異地復制的「代表作品」，蘇州工業園運營商——中新集團的「新」方代表的就是新加坡裕廊工業區。
在前期的規劃上，蘇州工業園在空間上被分為「三區」，分別定位于新型和現代化商業中心；平衡的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以及輕工業用地。
蘇州工業園的規劃相當細致，不只是工業園地塊功能劃分上有超前的規劃，甚至對于什么時間段開發哪種城市功能都有明確的規定。
蘇州工業園整體規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日后的園區建設中充分體現出來。
在初期規劃中，規劃方就注意到與蘇州市區的整合，并在規劃中將園區建設與城市空間拓展有機結合；進一步開發商住和商務區時，市區擴散的人流則成為商業開發的消費群體，并同時實現了蘇州市區功能向園區的紓解。
「真」做產業園是個高風險的技術活
因為建產業園區是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生意，就像現在中國的商人也在全世界投資建園區，去東南亞、非洲等地，尋找那種政府急迫需要資金支持，愿意給你更多優惠政策的地方投資。
如果在成熟的園區投資，風險低但入局晚，利潤也低，但如果幫當地政府從無到有建設一個園區，資金和技術都是你的，你的話語權大，風險高利潤當然也很高——也就是說投資建園區，說到底就是為了更高的利潤。
而對所在地的政府而言，有人愿意來你的地方投資建園區，首先人家帶著錢來的，不用你自己掏錢，解決了資金問題；其次如果人家做成了，生意做大了你可以收稅；而對方來這里建廠肯定要招人，又解決了當地的就業問題；最后就是當地人賺了錢，有錢消費了，又會帶動當地消費增長，一舉多得。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背景給蘇州工業園帶來了很大的助力，特別是在建設初期。
首先在融資方面，風險投資的導入期，面臨著技術風險、市場風險和管理風險，投資相對謹慎。而在這一階段，技術創新企業的創業資金需求很大，所以容易出現資本供求矛盾。
蘇州工業園區以國有資本為主體設立了創投引導基金，在風險投資導入期，國有資本先向技術創新項目注入資金，引導民資與外資跟進; 當進入風險投資成長期時，國有資本再逐步退出市場。這樣做不僅能夠給國有資本帶來一定回報，而且能夠引導大量非國有資本跟進。
其次是在招商方面，中新集團在蘇州工業園成立之初，就借助新加坡在國際上的良好招商品牌，并憑借園區完善的基礎設施規劃以及新加坡首創的「一站式」服務等優勢，吸引各國跨國公司和東道國企業入駐園區。
此外，政府還通過提供一站式服務簡化各類機構的審批手續，通過建設智慧園區和各類服務平臺為企業提供便捷的服務。
在運營管理方面，政企分開，實行完全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管理。政府不干預開發商的正常建設經營活動，企業照章納稅，自負盈虧，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企業和社會作用，提高園區管理效率和服務水平。
由于項目開發周期長、資金需要量大，新加坡的海外共建園區大多采用「統一規劃、分期滾動開發」的土地集約化開發操作模式，用項目前一期的開發收入補充到下一期的開發投入中，降低了投資開發風險，增強了項目的可預見性。蘇州工業園也采用的是這種方式。
在這樣的多向驅動下，三星，博世，施耐德，歐萊雅，飛利浦，蘋果，華為研發中心等國內外知名品牌都在蘇州工業園依次落地。
園區還一直堅持開發高端精品的住宅項目，而客戶因為購買力足也接受這樣的產品，區域內的土地出讓也很好地反哺了園區的財政收入，真正形成了良性循環。
盈利方式與核心能力
蘇州工業園從 2001 年開始盈利，新加坡、中國和地方政府，三方都獲得了收益。盈利的點主要有兩個：「租賃收入」和「中介服務費」。
「租賃收入」來自于園區中的土地使用權、廠房設施、生活設施如住宅區的租賃。
「中介服務」的方式就比較多樣了，例如給客戶做整體的園區項目規劃；做建成后的項目管理；或只賣管理方案。中介服務利潤率更高，經驗是現成的，邊際成本很低。
這些都是和園區項目直接相關的收入。而在項目完成的初期，作為開發方還能得到一級土地出售收入；在園區逐漸成熟后，還能通過股權投資等資本運作，從進駐園區的企業中獲得更加豐厚的回報。
做到這樣的好成績，除了政府背景的強大支持之外，蘇州工業園也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第一，精準定位。
吸引高新技術企業，獲得了經濟技術開發區優惠政策，還成為「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優惠政策」的試點。
第二，合理布局。
園區內「功能用地劃分」借鑒了新加坡的布局結構。中心地帶是「商業區」，外圍依次是「居住區」和「工業區」。這樣上班和逛街的人流分開了，重型與輕型交通也分開了，避免了交通擁堵。同時在居住區與工業區之間設緩沖帶。綠化率高達 40%，污水 100% 截流。
「生活區」照搬了新加坡「鄰里中心模式」。鄰里中心是一個社區服務概念，指在 3000-6000 戶居民中設立一個功能比較齊全的商業、服務、娛樂中心，包括郵政、市場、門診、電影院、書店等，可以視為一種非常系統化的社區商業，也就是「一站式生活配套服務」。這樣的規劃方便了居民生活，也保障了經營者的收益。
第三，人才引進。
相對比搶人大戰給戶口的「口嗨」，園區很早就開出一般城市一倍以上的公積金，而且初來不寬裕的畢業生，大多可以享受園區的人才公寓。
說到這，針對園區平臺載體的困局及“中梗阻”問題，借鑒成功的經驗，松山湖科學城該如何趕超呢？
我們認為首先第一點松山湖科學城可以借鑒蘇州工業園區特有的核心競爭力，包括精準定位、合理布局及人才的引進等等。
其次松山湖科學城可把握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創新性質與特點，找準破除“中梗阻”的關鍵點。
科技成果的轉化主要經歷兩個階段，即科技成果的研發階段和以成果為核心實現市場價值的經濟活動階段，二者的總和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創新。按照約瑟夫·熊彼特的理論，創新本質上是一個不斷地對原有的產品、技術、市場、管理、組織進行變革，從而創造有價值的新產品、新服務以滿足人類社會新的需要的活動過程。顯然，它既包含從新想法（創意）的產生、研究、開發、試制、制造的發明創造過程，又涵蓋了從組織變革、管理變革、文化變革乃至制度變革的廣闊領域，需要一種有遠見、知識和開拓精神創造財富的能力。
從這個過程來看，科技成果轉化中面臨的“中梗阻”，本質上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化的要素聚合過程，不僅要關注技術要素之間的匹配，對松山湖科學城更要關注各種要素的匹配和利益分配，需要考慮各種要素主體之間的融合機制。只有這樣，才能找準破除不同類型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梗阻”的關鍵點。
革命性科技成果的轉化
由于這類科技成果會帶來整個經濟體系的重大變革，甚至推動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因而其轉化過程中最核心的要素在于與其相匹配的技術經濟范式的保障。眾所周知，技術經濟范式本身既是一種擴散的推進器，也是一種阻滯力量。技術經濟范式所提供的模式最終會被所有人追隨，但由于每一次技術革命的內涵都與前一次不同，新的范式原則的確立將不得不經過社會學習和再學習的過程，逐步將過去成功的工作和管理經驗淘汰、歸零。因此，松山湖科學城要破除革命性科技成果轉化“中阻梗”的關鍵是：一方面需要克服因舊范式業已取得的成功而產生的惰性力量，另一方面需要促進適應新科技革命需要的新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與擴散，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保障革命性科技成果的轉化。
以華為芯片面臨的斷供問題為例，芯片技術是智能經濟時代的關鍵技術基礎，智能技術經濟范式體系的確立將能夠帶來新一輪的經濟長波。然而，美國對華為芯片斷供后，華為海思雖然具備高端芯片的設計能力，但受長期以來傳統技術經濟范式的影響，使得高端芯片產業體系、政策、資金、制度和人才等方面的不匹配阻礙了我國在這一領域中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也使得這一產業在國際形勢突變情況下遭遇到了巨大壓力。顯然，要破除這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的科技成果轉化“中阻梗”，必需從技術經濟范式體系的創新入手，逐步建立起與此相適應的新技術經濟范式，加強關鍵基礎領域的技術攻關，形成圍繞芯片科技成果的關鍵技術群落。然后，在投資、組織模式和所有社會主體的思維領域，以及那些對經濟和社會進程起調節和驅動作用的制度上進行大量的配套變革，以促進芯片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
產業技術體系關鍵性科技成果的轉化
產業技術體系關鍵性科技成果的轉化作為實現產業技術創新價值的重要過程，不僅涉及產業內部技術本身的突破性創新，還包含與其相關聯的市場、組織、管理和文化等領域的制度變革所引發的人力、技術、信息、資本等創新要素的重新整合。例如，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關鍵性科技成果具有發展潛力高、經濟帶動性強、環境污染低、技術知識較為密集等特點，這些特點在為科技成果轉化帶來高收益的同時，也大大提高了轉化難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科研水平要求高、依賴性強，高水平科技成果的取得比較困難，影響其轉化效率；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成果的轉化過程包括了技術開發、產品開發、工程化生產、市場開發等多個階段，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工程，任一環節的不確定因素都將增加該產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因此，松山湖科學城要破除這類產業科技成果轉化的“中梗阻”，需通過不同主體、組織間的網絡協作，將每一種要素按職能進行重新整合，依托資本、新興研發機構和產業基地，全方位地建設和優化產業生態體系的結構及運行機制以保障產業科技成果的順利轉化。
基礎性增量科技成果的轉化
基礎性增量科技成果主要表現為原有技術軌道內產品性能的提高和工藝技術的改進，這類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涉及的經濟主體及流程也較為單一、直接，科技成果轉化的阻力相對較小。按照創新來源的不同，這類科技成果可進一步細分為工程師及其他直接參與生產活動人員的發明和改進意見，主要表現為“干中學”和“用中學”，以及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經過深思熟慮的研究與開發活動，并最終實現市場化的科技創新成果。
前者是一種連續性的短期研發結果，其科技成果的轉化是一種由企業全流程主導完成的轉化，轉化過程較為簡單，幾乎沒有中間環節的干預。科技成果的研發和轉化主體合二為一，不僅消除了技術消化吸收的障礙，同時也降低了各項交易費用，轉化阻力極小，主要取決于科技成果本身的完善度，轉化速度較快。歷史經驗表明，這類科技成果的轉化對于在使用各類生產要素時效率的改進具有重要影響。
后者一般是長期研發活動的結果，其科技成果轉化過程較前者略顯復雜，不僅包括企業或科研院所主導的自主轉化模式，如尼龍技術的應用轉化；還涵蓋了產學研合作模式，如核電站科技成果的轉化。因此，松山湖科學城破除這類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中梗阻”的關鍵，除了要完善科技成果本身的技術體系外，還應以科技成果轉化平臺的組織模式和運行機制為切入點，重點關注不同參與主體間利益訴求的平衡。
另外松山湖科學城需要進一步提升專業人員理論水平和專業技能，加強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隊伍建設。
近年來，各類官方或民間的專業科技中介類服務組織和科技成果轉化平臺不斷產生，發展形勢良好，覆蓋線上與線下，包括專業技術交易所、網上技術交易市場、企業技術需求與科技人才信息服務平臺，以及孵化器、科技園、眾創空間等。但是，從實踐中看，仍然存在著科技成果轉化的現代服務體系發展不完善、通曉科技成果轉化知識與技能的專業人員不足、運行機制落后等與形勢發展不相適應的情況。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首先應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的協同創新機制，實現“產、學、研、政、金、服（中介服務體系）”多主體多要素的交叉融合。建立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政策為指導，大力發展新型研發機構，建設完善的現代中介服務體系，以點帶面，產學研協同創新網絡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拓寬科技成果轉化渠道，共同推動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鏈條上，成果的供給端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以人才為支撐，建立起完善的激勵機制、提高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才能從源頭上提升我國整體的科技成果轉化效率。
其次，在高等學校、科研院所應設立專門的科技成果轉化專業服務機構，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現代服務體系建設。
第三，應進一步加快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創新，按照國家的有關法規和政策，鼓勵更多的科研人員采用政策允許的各種形式（如技術入股、離崗創業等）積極投入到科技成果轉化活動中去。
最后，應特別注意加強科技成果轉化專業人才的培養。科技成果轉化水平不高，歸根到底在于高水平專業人才的缺失，人才作為第一資源，始終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核心戰斗力。因此，應盡快培養一支適應科技成果轉化實踐需要、既有堅實理論基礎又有較高水平專業技能的專業人才隊伍。如在具備條件的高等院校，可開設科技成果轉化專業學科，培養各種類型、層次的專業化人才，包括專業技能培訓、專業碩士和工程博士等，在培養方案上應側重產教融合，鼓勵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間人才的交流和聯合培養，為我國科技成果的轉化組建起一只高質量的專業人才團隊，以適應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形勢的需要。
文章來源：產城智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