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的大國優勢 在講大市場之前，先來講講 “大國”優勢。小學的地理課本上有這么一句話，“我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我國陸地面積960萬平方千米，排名世界第三，人口14億，居世界第一。中國在秦朝以前，群雄紛爭，嚴格來說并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今日中國版圖的基本格局，“車同軌、書同文”意義之巨大，怎么說都不為過。為什么要建立統一的大國？無論從古代還是現代來說，大國都具有很多優勢。 對于古代的中國而言，大國的第一個優勢就是稅收，《詩經? 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家越大，收稅越多。第二是分散風險，一場災害，對小國可能是致命性的打擊，但大國卻可以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做到風險共擔。第三便是安全，中國古代歷朝歷代，一旦分成若干小國就戰火不斷，國家統一則相對長治久安，國家規模大了，人均軍費支出就可以被攤薄。 于現代中國而言，經濟結構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這就使得規模的重要性比原來更強。第一，很多經濟問題都可通過內循環來解決。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在中美關系進入“戰略博弈期”、國際外循環受制的情況下，在外轉向內需，構建國內循環就成了必要選擇。 第二，有利于技術創新。由于市場規模大，很多細小的技術創新都能在這個市場上生存，市場銷售量足夠大，足以彌補研發階段的初始投入，利于細分產品的規模化生產。 第三，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國現在可以同時利用政府和市場兩種手段，使戰略目標與經濟效率得以兼顧，利用舉國體制，使人財物得到合理配置，發揮大國優勢。 “2 大國難題 大國在擁有一系列先天優勢的同時，也增加了治理成本。我國在經濟上實施分權管理，但要約束和激勵下級政府，便采取了基于經濟增長的考核制度：GDP增長率、財政收入增長率成為官員晉升的核心指標。這就產生重復建設、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各地政府出現了只關心自己轄域內經濟增長的情況，對整個國家來說這損失掉了規模經濟和地區間分工的優勢。 舉幾個例子說明： （1）2022年4月16日，貨車司機李先生運輸4500萬尾魚苗到江蘇連云港。盡管他有24小時核酸檢測結果陰性證明，但因其行程碼帶星，在連云港下高速公路時被拒。李先生4月21日才被帶離高速口，由于滯留時間過長，最終導致價值十余萬元的魚苗死亡。物流環節的割裂與地方政府在各區域內各自為政，甚至害怕擔責。好在交通運輸部迅速出臺文件，提出核酸檢測結果全國互認，不允許層層加碼、限制通行。 （2）2009年以前，上海浦東新區和南匯區的“兄弟之爭”，就是地方保護的典型案例。上海浦東新區，大名鼎鼎的國家級新區，經過二十多年快速發展，富商與資本云集。緊挨著浦東南邊的南匯區，遠離市中心，被上海人叫做鄉下。南匯區想要分享發展紅利，便把自己區域內的路修到邊界上想跟浦東的路網連起來，但浦東的做法是把路修到離南匯還剩幾百米的地方，就不往前修了，于是在當年出現大量的斷頭路。后來上海決定撤掉南匯區并入浦東，莫名其妙的斷頭路才算真正打通。 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存在太多看得見的“斷頭路”和看不見的政策斷頭路、審批斷頭路、稅制斷頭路......這都昭示著要建成統一大市場任重而道遠。 “3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影響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對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全球競爭優勢，糾正供給分割，促進人口跨區域流動，監管規則統一透明等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重點從行業集中度、生態文明建設、鄉村振興等方面展開分析。 （1）行業集中度上升 在清理市場分割政策、引導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政策導向下，競爭力相對更強的頭部企業會有一個更廣闊的全國市場，行業集中度大概率會進一步上升；而對于借助地方保護的區域品牌來說，其市場空間將會被擠壓。 （2）生態補償制度完善 《意見》提出“培育發展全國統一的生態環境市場，建設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用水權交易市場”，中央財經委第五次會議亦曾指出“全面建立生態補償制度，健全區際利益補償機制和縱向生態補償機制。要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重點生態功能區、農產品主產區、困難地區提供有效轉移支付”。 生態保護補償是指生態保護受益方以資金、項目、技術等方式，給予生態保護提供方以補償。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保護生態沒有“旁觀者”，國家對承擔生態保護功能的區域和工業區的定位不同，會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對生態區域進行補償，讓保護生態環境的地方不吃虧，未來中央財政還將向生態功能重要性突出地區更加傾斜，各省級政府也要加大生態保護補償資金投入力度。生態補償手段除財政轉移支付外，還可運用市場機制推進多元化補償，發展旅游服務等生態產業，讓美好生態變成經濟要素。 （3）關注鄉村振興的“地”和“人” 《意見》指出，“完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補充耕地指標跨區域交易機制。健全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促進勞動力、人才跨地區順暢流動。完善城鎮新增建設用地規模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政策”。 地的問題、人的問題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問題。我國實施城鄉土地制度二元結構，一方面，城市缺乏建設用地，土地供應彈性低，低價上漲；另一方面農村土地無法順利入市，需要通過國有土地收儲的方式，農民得不到合理補償。 健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制定出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指導意見，建立公平合理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完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就是要讓農民從城鎮化中得到合理補償，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改變過去“有財產無收入”的窘境，也讓城市土地不足的問題得以緩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住房供需矛盾。 此外，中國的人口流動主要是人口由鄉到城的流動，但戶籍制度壁壘導致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供給成了問題，“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是2億多在各類城鎮工作的農民工面臨的尷尬境地。流入地的公共服務要有一定量的“合理冗余”，以增加城市韌性；流出地要進行建設規模等方面的相應調整，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城鄉協同發展，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動城鄉人口自由流動，對于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行業集中度會進一步上升，借助地方保護的品牌會受到擠壓；對生態優勢地區而言，生態環境價值轉為經濟價值有了更多可能；同時，土地、勞動力等資源要素在城鄉間自由流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以及鄉村振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