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特色小鎮的概念的誕生地，浙江也是國內特色小鎮發展最為成熟的區域。總結浙江特色小鎮的成功原因，深厚的產業積淀、靈活的機制結構、完善的政策引導是最大的影響因素。從2015年啟動特色小鎮建設至今，僅兩年時間，浙江就形成了“首批2個省級特色小鎮、三批106個省級創建小鎮、兩批64個省級培育小鎮”隊伍;形成“培育一批、創建一批、驗收一批”的推進格局。
首先，浙江擁有深厚的產業基礎，形成了眾多塊狀產業、特色產業，數百億規模的“塊狀經濟”集群就有300多個，例如慈溪小家電、南潯木地板、桐鄉蠶絲被、諸暨襪子、上虞傘業、義烏小商品等，這些塊狀特色產業規模不大，但是市場占有率很大。
其次，浙江擁有活躍的社會資本，能夠為特色小鎮提供資金保障。長期以來浙江的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資本占比超過55%，全省60%以上的稅收、70%以上的生產總值、80%以上的外貿出口、9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來自于民營經濟，具備雄厚投資基礎。
除了以上兩個天然優勢外，完善的政策引導是浙江省特色小鎮建設領先其他省市的核心因素。早在2015年4月，浙江省政府就出臺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特色小鎮規劃建設的指導意見》，先于國家政策一年半，政策上的先發優勢使得浙江特色小鎮走在全國前列。
根據規劃，浙江省計劃用3年時間培育和規劃建設100個特色小鎮。截至目前，浙江省已批復特色小鎮創建名單114個，已批復特色小鎮培育名單69個;去除兩次考核中被降級的6個特色小鎮，目前浙江省特色小鎮創建名單共有108個(包括2個省級特色小鎮，不包括三部委發布的23個國家級特色小鎮)，提前完成3年規劃。
“十三五”期間，浙江省特色小鎮計劃總投資5500億元，到“十三五”期末，浙江特色小鎮將實現稅收1000億元。
2015年，浙江提出規劃建設一批特色小鎮，由此，這一平臺載體成為該省創新轉型的重要陣地，被學界評價為“新浙江現象”的同時，其模式也在中國復制推廣。
三年多來，該省特色小鎮入駐企業超5萬戶，包括500余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建成超360個創業創新基地，集聚超過2萬名“新四軍”創業人才，支撐著浙江及該省各地經濟穩步發展。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認為，浙江的特色小鎮經驗為全國特色小鎮的建設指明了一條路：“特色小鎮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其產業完全按照市場規律發展起來，自發形成，并不是由政府推動。”
也有觀點認為，江浙地區的特色小鎮有聲有色，它跟這里千百年孕育的精致的人有關，與他們對精致生活的追求，從而形成的精致市場息息相關，更與它的鎮域經濟發展、服務型政府有作為、長情守望的能人推進密不可分。
盡管浙江省特色小鎮是建立在浙江省獨特的塊狀經濟基礎上的，其它地方很難復制。但任何事物再獨特，都需要遵循最基本的邏輯和規律。浙江省特色小鎮的成績和問題所展現出的內在規律性，能夠為其它省份提供借鑒和警示。
根據浙江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調研組的《根據浙江省特色小鎮建設經驗的普適性問題研究》認為，有四個值得推廣的經驗：
1、產業基礎和小平臺。特色小鎮應該依托原有的產業基礎，緊扣產業升級趨勢，鎖定產業主攻方向，構筑產業創新高地，形成錯位競爭，且定位雖無需拘泥于1—3平方公里，但應因地制宜的“小”，避免攤大餅、粗放式、同業惡性競爭等傳統開發區所面臨的種種困境。
2、市場“進”政府“退”。浙江省的特色小鎮突出強調“非鎮非區”，超越了行政區劃范疇，也超越了通常意義上產業園區發展范疇，“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市場化運作”，為企業和市場在特色小鎮建設中占主導地位去除了行政束縛，使特色小鎮在市場競爭中保持創新動力。切不可將“建成多少特色小鎮”作為考核下級政府的指標，否則容易導致下級政府以行政指令取代市場機制配置土地、資本、人才等資源要素，而這勢必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導致“空城鬼鎮”等政績工程和走樣變形現象。
3、重視環境建設。浙江省要求把小鎮建設成至少3A級景區，根本目的不僅僅在于強調發展旅游業，而是期望借助這種方式打破傳統產業之間的隔閡，形成資本、文化、人才、產業等要素的重新組合，并在這種重新組合中不斷創造出新機會，激發出新動能。旅游并不是特色小鎮開發建設的核心目的，但擁有“高顏值”，可以使小鎮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
4、尊重市場規律。目前特色小鎮較為成功的案例，是業已經過市場競爭機制殘酷篩選的結果，而絕不是政府事先挑選的贏家。承認政府有為，但絕不能過分夸大政府作用，不能將特色小鎮的成功完全歸之于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意設計。
市場因素仍然是影響企業選址最為主要的因素，只要給予一定的制度土壤，企業更具有推動“產城人文”融合的專業能力，而政府更應該在增加和改善公共品供給方面做文章。政府可以采用是否具備產業基礎、是否具備發展潛力等作為參選和評價標準，但這些標準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于僵硬，也不能急功近利，而是應當允許特色小鎮立足長遠、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嘗試，甚至在稅收優惠和治理模式上進行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