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經過40年的發展，如今進入了產業升級期。面對諸多可能的產業升級路徑和思路，“躍遷”成為其中一個重要選擇，且面臨難得的全球產業變革機遇。
面臨“躍遷”機遇
何為“躍遷”？
先舉個例子。1998年，對于一個有中美兩地生活經驗的人來說，會覺得那時兩國的零售業差距很大，無論是市場的便利性還是商品的豐富度，美國零售業都遠超當時的中國。但20年后的今天再比較，會發現中國電子零售業的便捷度已超過美國，國人到了足不出戶便可盡享豐富商品的階段——盡管互聯網、智能手機都是美國的發明，但中國卻擁有了更為發達的電商零售業。
這就是“躍遷”，中國零售業用20年的時間，從一個平臺換到了另一個更高層次的平臺。
在物理學上，“躍遷”指的是圍繞原子核旋轉的電子，在吸收一定能量后會從低能級軌道轉移到高能級軌道。
在重要的產業變革期出現時，產業往往存在這種“躍遷”式升級的可能。
根據對社會的影響程度，英國塞克斯大學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曾對創新有過一個比較經典的分類：漸進式創新、根本性創新、技術系統變遷，以及技術-經濟范式的遷移。
所謂“技術-經濟范式的遷移”，是指在通用技術取得關鍵性突破后，相互關聯的“技術族群”出現大規模創新，并隨著族群創新對各產業的滲透，在市場上產生強烈的共振、持續的反饋循環和系統性擴張，由此引發系統的組織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最終改變社會-制度結構。
這就是產業躍遷需要的創新環境和土壤，很多時候也被稱為產業重大變革或產業革命，可遇不可求。而諸多變化顯示，這樣的全球產業變革正在我們這個時代發生。
首先是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
——新產品，比如機器人、無人機、VR設備、自動駕駛汽車……其中有些已在大規模運用，有的則在不斷迭代更新；
——新模式，如電子商務、數字化設計、個性化定制、眾包等，除生產制造流程外，從創意的產生到產品抵達用戶的整個過程均已發生巨大改變；
——新業態，如共享經濟、服務型制造、云制造、互聯網金融等，正借助新一代信息技術不斷改變著制造業的周邊環節，重塑著制造業的面貌。
其次，新的產業組織形式正在形成。
從產業組織方式看，因為互聯網價值發現、資源聚合、大眾協同等，傳統的以層級制/線性分工為特征的組織方式開始向以網絡化、平臺化、扁平化為特征的新型組織轉變；以產品和生產為核心的傳統商業模式，向以消費者為核心、以生產+服務為本轉變；產業競爭也從單一環節向生態圈層轉變，以共享經濟模式為代表的無工廠制造商和微型跨國公司正逐步崛起。產品的創意、生產、消費，都發生著深刻變化，新的產業組織形式正在形成。
第三，制造業的模式在發生變化，制造業創新鏈正在被重構。
以汽車業為例，在經過19世紀50年代初的手工作坊式小眾階段，汽車生產線普及后的大眾化進入家庭階段，以及前些年以模塊化、批量化柔性生產為特征的分眾化市場階段在互聯網、大數據和全球分工協作的催生下，汽車生產制造開始向個性化、大規模定制方向發展。市場需求在回歸本源的同時，也推動著生產制造在智能化、信息化的過程中實現升級。
整個制造業的創新鏈正在重構。從創意設計、生產加工，到運輸配送、安裝服務，再到使用維護的各個環節都在發生著變化。
第四，產品屬性、公司形態和業務模式也在急劇變化。
產品在逐漸向價值載體轉型。人們購買的產品除使用價值外，背后還有隱含價值。比如企業僅僅為消費者提供產品已遠遠不夠，還要圍繞產品背后的價值提供系列產品及服務。相應地，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界限日益模糊，數字化制造、全球化網絡、產業要素集約等特征則愈發明顯。
▲ 浙江臨海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這是位于浙江臨海的吉利汽車生產車間 殷博古攝
為什么不是“彎道超車”
在制造業升級路徑中，日韓的“彎道超車”常被提及。所謂“彎道超車”，指的是日韓制造業在走過低端數量型擴張期后，開始注重發掘那些可能形成消費熱潮的技術創新，并進行率先投資。如日本的消費電子、韓國的信息技術等。隨著新技術主導的新產業在全球成為消費熱潮，日韓制造業得以實現“彎道超車”產業升級。
“彎道超車”觀點認為，整個制造產業的技術演變是一個不均衡過程，某些階段會有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并帶動產業深刻變革。后發國家在進行了相關技術準備的情況下，可以像運動員利用彎道技術超越前面的人一樣，在這一階段實現制造業的趕超與升級。
明乎此，便能理解為什么今天我們的產業升級路徑是“躍遷”而非“彎道超車”——畢竟“彎道超車”還是在同一平面軌道上的競爭，而產業“躍遷”，則是在吸收能量后躍入了一個更高水平的發展軌道。
具體講，就是日韓在上個世紀面臨的技術變遷，無論是消費電子技術還是無線通訊技術，僅僅是技術系統的升級所導致的生產效率的變化，而目前在制造業逐漸展開的，則是一場基于智能化的產業革命。
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之路，不該還在舊軌道上“彎道超車”，而應該“躍遷”到一個高能級的新軌道。與物理學上的電子“躍遷”類似，重大產業變革期一旦發生范式遷移，新范式軌道上的領先者不一定是此前范式軌道上的領跑者，而有可能是搶先完成范式遷移的躍遷者。因此，產業革命引發范式轉移的歷史時期，存在著不連續的、結構化的機會。這方面，中美零售業是有說服力的例證。
發揮優勢抓住機遇
在產業革命浪潮洶涌而來、各國紛紛出臺國家戰略搶占制造業制高點的形勢下，中國制造業能夠把握這種“不連續的、結構化的”機會完成躍遷、實現領先嗎？
中國制造業有其獨有的優勢。
首先，中國制造業規模大、門類齊全、層次多樣且高度集聚。
這樣完整的產業鏈與制造體系，可以使產業變革期的各類創新迅速地、低成本地、便利地轉換為產品和產業化。
在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數字技術的發展上，各國的差距并不大，而豐富的創新場景、龐大的創新需求，有可能使得中國在這些關鍵數字技術上快速突破、率先形成市場規模。
其次，中國大規模、多元化、層次豐富的需求市場，為中國制造轉型升級提供了難得的“戰略縱深”。
中國市場需求旺盛，且層次豐富，從高端到低端，每一消費層級都有著龐大的需求，能夠為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的推廣提供必要的規模門檻。此外，龐大的市場中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對生產裝備自動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各類需求，將長時間同時并存，為升級提供了廣闊空間。需求差異化也可以提供豐富多樣的應用場景，便于企業充分試錯、快速迭代，進行場景化創新。近年來，中國快速迭代的場景化創新已經成為一大特點，創新形成市場規模的速度大大提升，顯著增強了中國的經濟活力。
第三，中國所獨有的生產組織模式，可借助互聯網煥發強大的競爭力。
改革開放之初，浙江溫州地區形成了以家庭工廠為基本單位的“小狗”經濟，每個家庭就是一個小工廠，這些家庭工廠圍繞打火機、電器等產品，在較小區域半徑內，深度分工又高度聚集，形成了從配件到組裝的完整產業鏈。再加上依托家族、鄉黨、親戚、朋友等形成的強連帶社會關系網絡，不僅組織協調了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還承擔了為生產進行融資的功能——盛行于當地的民間金融，其緣起也是為當地的家庭工業進行資金互助融通。就是這樣一個依托當地社會網絡形成的“手工作坊式”的制造體系，高峰時期，年產打火機上億只，占到全球70%多的市場份額。
設想一下，如果利用新一代的工業互聯網，把中國業已存在的各種制造產能連接在一起，為中國市場本身巨大的消費群體進行生產，讓制造業的“溫州模式”在新的信息技術條件下“復活”，將爆發出怎樣的活力？
第四，中國發達的電商網絡和運營經驗，以及具有國際競爭經驗的企業家隊伍，是制造業躍遷的重要基礎。
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電商網絡和龐大且活躍的電商用戶。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網絡、人才和技術，有可能向未來的工業物聯網時代遷移。
中國的制造業在過去40年發展中，積累了一大批有市場經驗、有國際視野同時又極具雄心的企業家隊伍，這是中國制造業發展的最大優勢。如果這一優勢得以充分發揮，中國就有可能最先演進出一個用工業互聯網連接的、輻射全球的新制造網絡。
制造業目前已重新成為全球競爭的焦點，德國推出“工業4.0”，美國推進制造業回歸，全球各地都在搶抓新一輪產業革命大潮所帶來的機遇。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發展風起云涌，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深刻影響著整個產業結構和經濟社會。
面對“技術-經濟范式遷移”所帶來的歷史性機遇，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這場變革的本質，摒棄對舊有經驗的依賴，建立新思維、擁抱新變化，在軌道更替的關鍵時期，進行“躍遷”、開辟“新道”，發展出新的產業范式，實現中國制造業由大到強，為全球制造業的變革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