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科董事局主席王石日前在新疆“天山峰會2016”的演講中表示，萬科是個混合所有制企業，但一直都是國有股作為第一大股東，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會是，并強調不歡迎民營企業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
作為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民營股東之一，王石說出這樣的話，確實讓人感到震驚，也難以理解。要知道，從80年代初溫州率先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到現在，已經30多年時間。期間，不僅個體私營經濟經歷了從以個體工商戶為主到個體私營經濟并存，以私營企業為主體，再到掀起國有企業改革熱潮，地方多數國有企業都改制成了股份制企業和民營企業，民營經濟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一，甚至已經超過了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那么，為什么還如此不招人待見，讓王石這么排斥民營企業呢？
很顯然，王石的觀點，既是主觀意識的反映，也有客觀現實的寫照，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既是個體環境的表現，也是整體環境的體現。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民營企業到底居于什么樣的地位，有多大的生存空間，社會各個層面對民營企業到底是怎樣認識和看待的，都是非常現實而嚴峻的問題。
事實上，雖然王石貴為萬科的民營股東，其薪酬等也不需要受到國有企業的種種政策限制，不需要接受來自于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強制干預。因此，王石經常能夠享受國有企業老總想都不敢想的高年薪，可以購買國有企業老總不允許購買的高檔轎車，可以享受各種企業分紅。但是，卻從未放棄過國有企業老總那種優越感，時常用國企老總甚至比國企老總還要高的身份去參加各種活動、接受各種禮遇、享受各種政治待遇、發表各種高調的觀點。毫無疑問，這也是當下中國政商關系的一種表現，一種比一般政商關系更加具有影響力、號召力和生存力的政商關系。
曾幾何時，當社會上對國有企業口誅筆伐，私有化的觀點有一定市場時，王石也曾對國有企業有過這樣或那樣的批評，且在發展過程中，更多的還是按照民營企業的機制運行，而不是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那么，又為何要對民營企業成為其第一大股東如此反感呢？
可以肯定，王石這樣說，或者這樣做，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想依靠國企這棵大樹。畢竟，王石的產業不同于華為、中信等，并沒有什么核心技術，所具有的和需要的，主要還是各種關系，各種能夠給他帶來巨額利益的合作者。更重要的，一旦國有成了最大股東，其在與地方政府及其相關職能部門打交道過程中，就不需要承受很大的政治壓力。譬如土地價格便宜一些、產權轉讓價格壓低一些、給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一些、各種費用少收一些、政策口子多開一些等，就都可以因為國有股東是第一大股東而避免產生政治責任、政治影響，就可以非常自然而沒有風險地占有更多民營企業所不能占有的利益。
不僅如此，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也要加快。在王石的眼里，或者他這么多年來的經驗積累，如果是國有企業為最大股東，其在“走出去”過程中，自然也會比純民營企業或民營為第一大股東的企業享有更多的便利。尤其像萬科這樣的非制造業企業，靠著國有企業這棵大樹，獲得的利益一定會比純民營企業多得多。只要王石不想把企業變成自己一個人的，靠上了國有企業的大樹，利益一定會源源不斷。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盡管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相當高，其對經濟的貢獻率也達到了很高的比例。但是，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和影響并沒有明顯提高，重點領域、重點行業仍然為國有經濟完全壟斷和控制，民營經濟要想進入這些領域，如果沒有國有伙伴的相伴，是很難進入的。除非企業自身的技術和市場競爭力已經到了令國有企業不敢輕視、國際同行也要讓三分的地步，如華為。否則，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地位。更何況，萬科是以“房”為主的企業，根本不可能像華為那樣具有“國家意志”，具有國際競爭力優勢。那么，依靠和依賴國有企業，遠離與自己一樣的民營企業，就是最有價值的選擇。
也許，面對這樣的格局，以王石個人的力量，也是無能為力的，只能隨波逐流。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可以按照這樣的思路和想法去做。但是，決不要用傷害“同類”的方式，用與身份不相符的語言去刺激民營企業、民營經濟。
眼下，正在全面啟動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其中，商業類國企將按照市場化要求，引進包括民營資本在內的各種所有制資本。也就是說，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民營資本將多了一個可以布局的空間和平臺，國有企業也將面臨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良好機遇。如果王石及其萬科都不能容忍民營企業、民營資本，都想國有資本控股或成為第一大股東。那么，國有企業改革還怎么能夠放得更開，能夠讓更多的民營資本進入到目前被國有完全控制的領域呢？顯然，這是對正在全面啟動的國有企業改革是不利的。
我們并不認為，民營資本為最大股東的企業就沒有市場競爭力，也不認為民營資本為最大股東的企業不能“走出去”，更不能認為這些企業不能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作用。民營資本能不能控大股，關鍵要看企業的股權結構，看企業到底用怎樣的方式管理，看企業經營者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思維。如果是一家真正的市場化企業，應當能夠容忍各種股東的進入。除非股東本身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否則，決不能用資本的性質來決定和衡量。
必須承認，王石拋出這樣的觀點，除了其個人對國有還有很重的情節之外，更主要的還是企業的底氣不足，不敢按照市場化要求對企業進行更加有效的股權結構改造。同時，對個人在企業的地位會不會受到威脅缺少信心。因為，國有資本的進入，對王石等管理者是不會采取“排擠”手段的，他們所需要的是業績，有業績什么都好說。就算董事長是國有股東的，真正的經營決策權還是會掌握在王石等管理層手中。相反，民營資本進入以后，一切可能就要推倒重來。即便有承諾，最終也會不兌現。如平安信托介入上海家化以后，就必須對企業的管理模式和手段進行改造和改革，最終導致雙方徹底翻臉。所以，王石反對民營資本成為企業第一大股東，更多地還是從自身利益考慮的。
中國的企業，何時才能從行政化步入市場化，從家庭制進入公司制，從傳統的管理方式轉向現代企業制度管理模式，還需要時間的考驗和實踐的檢驗。
